一九一九年初春，北京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风暴。这段划时代的历史，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曾有一位名叫吴梯青的中国人，同样做出了另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
    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匕首和投枪，他，确以非凡的智慧与才能，打造了一部当时世界上极为先进的“十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一根3公里长的天线，完成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BCL。
    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们才在先生的回忆中感受到当时的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各国代表在巴黎举行和会，当会上讨论到我国的所谓山东问题时，我正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主管无线电信工作。当时有关和会的消息，要通过英国、丹麦设立的大东、大北水线和美国的太平洋水线传递，并由英国的路透社垄断发布。路透社因偏袒日本，往往擅自改动电文或者故意延搁。“

    “我国当时因无远程无线电收音机设备，以致任人操纵。我既主管无线电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因而设法就现有材料装配成超外差式十灯收音机一架，在北京东便门外架设三公里长的天线一条，指向巴黎，以备收听。因为当时所用装配器材，都是又粗又笨，高压电须用数十支圆筒形大电池组成，又无录音机、纸带和播音设备，只能用耳机收听，幸而对世界各国电台所发电波都能收到。为了收听和会消息以及其他新闻，便向北京无线电台调用较好的收报员数人，加以训练，日夜轮班收听；消息收到后，即交由法商那世宝通讯社发布。”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高级收音机。由于历史久远，现在已经很难究其更多的内容。浩若烟海的五四史料中，都提及了这次收听活动。我国著名的无线电前辈如王端骧、蔡金涛、孙栋臣、陈毅所著《旧中国无线电工业概况》等也都提及了这部富有传奇色彩的收音机。

    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在北京，一部十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将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1895年意大利马可尼、俄国波波夫发明无线电通讯后，无线电通讯（广播）技术历经矿石检波、电子管直接放大及再生电路等。
    1912年，费森登在改进原有接收机的研究中发明了外差式电路，这种电路是依靠接收的信号和在接收点产生的本机振荡的联合作用进行工作的，这两个变流信号的组合形成了音频的拍音，即两个波的差频。它的发明，为以后出现的超外差和边带接收法奠定了基础。1913年，美国无线电工程师阿姆斯特朗发明了超外差电路，这种电路能有效地防止两个频率相近信号在接收机中的互相干扰，能够保证把不同频率的信号区别开来，使接收机能分别接收各个不同频率的信号。
    与此同时，法国人吕西安、莱维利用超外差电路制作成了收音机，并申请了专利，从而结束了以往收音机必须安装许多旋钮，调谐十分困难的历史，大大地简化了收音机的调谐过程，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条件。1924年，超外差式收音机首次投入市场1934年得以推广。
    这个电路就是外差电路之初的草图，阿姆斯特朗取得专利的时间仅仅早于吴梯青大至一年。

    吴梯青这位中国第一代无线电的技术官员，能够在中国无线电的““原始社会”取得如此的成绩，当然，是他个人的努力和非凡的智慧的结果，但也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具有发展这一技术历史条件和背景。
    中国无线电的引入，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沿海出现后，发展很快。北洋时期，我国已经拥有完善的无线电设备、而且有无线电教育以及管理机构。 这个时期，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我国已经能够生产飞机、汽车以及万吨巨轮等。当时，吴梯青作为北洋政府主管电信的高级官员，1916年他就参与过在英、德等国进口无线电长波设备的工作，北京、迪化、喀什几座长波电台，都与之有关。特别是许多无线电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早已登陆我国，如著名的西门子（172年）、通用电器公司（1906）等大企业的进入，做国内能够接触到一些比较先进的无线电新知识、新产品成为可能。
    那么当年吴梯青先生制造了一部怎样的收音机呢？这部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收音机离我们太过久远，我们很难找到其真正的史料，大致只能根据当的情况臆想一下：
    很可能象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做再生式收音机时那样，他的收音机是这样的？

    是啊，正如吴梯青先生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所用装配器材，都是又粗又笨，高压电须用数十支圆筒形大电池组成，……”当然这样做法也可能是这样的？ 

    不过一款10管超外差收音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历史上的一件铭器：“ 斯科德10管超级明星"这部著名的"斯科特10管机"比吴梯青先生的制作要晚8年，可以看到他一枚枚201电子管依然光彩照人。 
   

     也许？在北京的那间尚无法称之为实验室的小屋里，他绘制过这样的图纸。

    当然他没有那么幸运，没有这样多精致的元器件，但他肯定得到了与之十分相似的原理电路图，当然，他很可能尚不能做出象斯科科这样具有风范的收音机，不过，当初的球管可能不会是201，UX－200、201等虽然普遍的应用已是1920年，但那些1914到1916年业已问世的管子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西方比较先进的无线电收音设备。 

    这个机子无论他是否来自于欧洲，他上面这个繁体的"西门子"三个大字已经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烙有中国印迹的收音机曾出现在欧洲收音机论坛上，一般认为他是1921到1924年之间的东西，是当时欧洲无线电企业为中国或中国公司所制）或许，它才能告诉我们当时的情景......。
    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一个午夜，吴梯青和他昼夜守候在这部收音机的同事们，终于听到了天籁间传来的讯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
    那是一个怎样不平静的夜晚，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BCL吧？
    "六月的一天午夜，听到和会签字消息，其中有"Chi……代表拒绝签字"的报导。当时因逢夏季，天电强烈，杂音过大，收到”Chi“三个字母后，天电震耳欲聋（实因天线过长，城外风沙又大，故杂音异常剧烈），无法收听。
    他回忆星夜把这最新的消灭传到在总统府前示威的学生们说：
    ”我既收到这一消息，－也是他们不惜露宿街头以要求达到的目的，当即向他们宣读：我国代表已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们立即欢声雷动，并表示初步要求已经达到，一面整队凯旋回校，一页还要联合全国大中学生，继续斗争，非达到收回全国的领土主权不可。“

    也许实在是生不逢时，翻遍民国历史人物辞典，居然找不到先生的更多资料，作为一位北洋政府的高官，历史的谈化不足以奇怪，只是知道：他曾是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即哈尔滨广播电台的创始人；是最早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无线电信会议的官员；我国早期的无线电管理规则大多是他亲手制定的；做过我国最早的无线电传真实验等；曾一度出任上海电信局长之职。他的贡献，我们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无线电广播"这个词，就是他从"Broadcasting"中统一制定的，不然，很可能，我们还再说"播音"、"传送"或者"放送"之类......。
     一九一九年的北京，一段峥嵘的岁月离我们远去了.....
    拂去历史的烟尘，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回望八十八前的那个初春，我依然感到那样的激动和亢奋。推开深夜的灯窗，想象一下曾在这块积弱积贫的土地上，在那个无线电的石器时代，一个中国人，把一部收音机与一个民族的悲壮与苦难联接在一起，那根三公里长的天线凝聚过一个民族探求世界的热望啊！。

参考资料：吴梯青：有关北洋时期电信事业的几件事，1965年8月《全国文史资料选集》66辑。
 蔡金涛、王端骧、孙栋臣、陈毅所著《旧中国无线电工业概况》1986.9月电子工业出版社